Leelee Kimmel

Night Ride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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阿尔敏·莱希 - 上海荣幸呈现莉莉·基米尔(Leelee Kimmel)的第二次画廊个展,同时也是艺术家在中国的首次个展。

在绘画里,比起借用隐喻和象征的再现手法,抽象更能触达“科学性”。法国科学家路易·巴斯德发明了第一支狂犬疫苗,被世人尊称为“微生物学之父”。十九世纪末,芬兰画家阿尔伯特·爱德费尔特为他画像。画中,实验设备环绕着陷入沉思的巴斯德。爱德费尔特意在刻画一位划时代的科学人物,他的工作一丝不苟,细致入微,在想象的画面中,他能运用滴定法,在显微镜下捕捉导致传染病的致命微菌。在疫苗、微生物发酵和灭菌领域,巴斯德发现种种原理,其深远的革命性,却没有体现于肖像的构建。画中形象拘泥于现实主义,可缺少了现实主义画派创始人库尔贝风格中的桀骜和奇异。那幅肖像画打着 “现实主义”的幌子,说些陈词滥调,引用的图像和具象的语言,乏味又干瘪。相形之下,抽象的语言是更丰富的象征载体,也更富感染力。无论描绘科学概念本身、科学的严谨性、(我们不得不接受的)科学的模棱两可,还是伪科学,抽象的语言都远适合于具象的。椭圆和抛物线,能勾勒原子、分子、有机化学乃至生命起源的图景;能谱写宇宙间的芭蕾——行星围着必将化身超新星的恒星起舞。抽象表现主义将该进程推向高潮:波洛克、纽曼、罗斯科、戈特利布,凭借抽象之相描绘令人不寒而栗的核子时代——冷战的时代。波洛克的狂暴笔触,只能以爆炸、转化、质变的能量的矢量或痕迹来形容;戈特利布从未厌倦描摹不够规整的圆形色块——那色块微微颤动着,像在赞颂创世爆炸,像在哀叹核爆末日。

一直以来,莉莉·基米尔的作品也散发出类似的气息。首次个展以来,她画中的抽象形状被命名为“生物形变”(biomorph)。她的绘画不讳地承袭了西班牙画家琼·米罗(Joan Miró)、法国画家伊夫·坦古伊(Yves Tanguy)和智利画家罗伯托·马塔·埃乔伦(Roberto Matta-Echaurren)等人奠基的超现实主义渊源。风格与形式层面,承袭最显白的,是她作品中疾速、炽烈的笔触。厚涂手法奔腾着,色彩猛烈地纵横开合,产生剧烈对比。画布方寸间,观众视野内,姿态的活跃发酵出跳跃和前进的动作,暗示出持续运动的意向。于是,观众开始期待基米尔作品中交会或留白的片刻:当一切沉默,搏动静止;当异象的喧哗呈献喘息的孔洞,空寂的沉思。画家具备在绘画中注入丰沛情绪的天赋:我们能想象画家以直接手法激烈地处理她的材料。这呼应了评论家罗森伯格(Harold Rosenburg)探讨抽象表现主义时,将画布视为“表演舞台”的启示。或深或浅,观众之眼在诗歌般的科幻梦境间穿梭,屏息宁神,观看、搜寻、发现。基米尔创作的抽象特性显而易见。然而,即便是“完全抽象”,她作品仍凭借诙谐而观念化的手法探察再现,只是再现的主题“隐蔽”、私密又晦涩。她致力于抽象形式未知领域的拓展。她拒绝抽象艺术经受净化后纯粹的“僵硬”印象。她拒绝自我安慰的幻觉。

 

文/David Rimanelli,作家、独立策展人